职业董秘的困惑
站在首都机场公告牌前，林峰(化名)无奈地发现，回深圳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了。“这雾霾天倒是与我如今的处境有些相似，看不清前途、不知道未来。40多岁的林峰是一位资深的职业董秘，此次来京是为了考察一个拟上市项目。去年年底辞职之后，这已经是他看的第四个项目。“没什么进展，彼此还需要进一步了解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现在IPO暂停，企业上市看不到希望，也就没必要聘用我这样的职业董秘。林峰在证券市场摸爬滚打了十多年，跑遍了深圳、香港、上海等几大金融城市。在他眼里，作为高管之一的董秘看似光鲜，实际上充满了压力和无奈。林峰的董秘生涯始于深圳一家拟借壳上市的科技企业，当时中小板、创业板上市潮初露端倪，他毅然决定从投行辞职，“下海”成了一名职业董秘。通过一年多的努力，这家企业走完了先拆分、后重组的复杂流程，并成功在2009年实现借壳上市。但结局有些让人失望，一位帮助解决重要问题的“贵人”空降，成了董事会新任董秘，而林峰拿到了一笔丰厚的“分手费”不久之后，林峰去了一家国资背景的香港上市公司担任公司秘书。“单纯从职位来讲，香港上市公司的公司秘书地位略低于国内的董秘，不过担负的职责更多。当时我除秘书组外，还分管机要室、企业传讯部等部门，这与个人能力无关，而是香港的公司秘书制度保证了这个职位的管理职权。”这段经历让林峰感到，成熟的市场体制会让董秘的作用更有效率。在香港“镀金”之后，林峰跳槽到年前刚刚辞职的这家拟上市企业。“这个老板通过原始积累，拥有了海外身份，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产业，希望通过在创业板上市获得资产增值，这种情况如今比较普遍”经过多年历练，林峰已是三证齐全：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，并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。IPO项目对他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，请律师出具法务鉴证报告，解决历史沿革问题；引入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理顺账目；聘任券商保荐人准备材料。“这里门道很多，比如以前的账怎么清、少交的税怎么补、大股东占款怎么还。此外，保代在券商中的地位也很重要，券商内部通道有限，保代地位高，他手里的项目就往前排。然而，看似顺利的上市之路，却在2012年陡生意外，因为企业经营缺乏资金支持，加之欧债危机导致海外业务下滑，全年业绩未能达到预期。“目前企业还没有撤回IPO申请，不过按照财务核查要求，短期内肯定是无法上市了。”于是，林峰不得不选择在去年年底主动辞职。经过数次挫折，让林峰对职业董秘的境遇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，“许多人认为职业董秘收入高，又可以通过股权变现一夜暴富，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”。林峰拿自己做了例子，“我三份董秘的工作，最高年薪是税前40多万，考虑到这份职业不稳定，这样的薪酬在金融行业并不高。同时，职业董秘通过股权实现暴富的例子只是少数。股权收益取决于很多因素：大股东在上市之前是否给董秘股权；给了股权，持股价是否较低；有了低价股权，企业能否上市；即使成功上市，还要看解禁时股价是否有较高的利润空间。除了金钱的因素外，林峰更为感慨的是企业对职业董秘缺乏理解和尊重。“有一次我介绍了一家希望成为战略投资者的PE，在会面的路上，老板问我：‘如果投成，你们这个行当能得多少奖励？’”，林峰坦言，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尴尬的一幕，当时沉默许久却无言以对，“职业董秘在企业眼里像是金融掮客。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要上市了，才聘职业董秘进来，看似我们轻而易举地分享了企业先期发展的成果。在首都机场的出发大厅，林峰不时踱步到值机柜台前的公告栏，然而失望的是，他乘坐的航班始终写在无法办理登机手续的一列。对于处于失业状态的林峰来说，同样无法预料的是何时能够重操职业董秘的旧业。